《製造愚昧的公共菁英》

在六月十五日發生的運輸工人天橋抗議事件中，我們再一次看到技術官員管理政治的邏輯謬誤。單單以釘住事件的某一個結果：就是警員墮橋殉職，以表象製造「真相」控制公共情緒，分化大眾及與之只有象徵而沒有直接關係的示威社會運動，深化日常與異議之間的矛盾。

一個平常不過的示威行動，縱使勞師動眾應付，甚至有警員殉職，只要不是示威者刻意促成，到最後都不過是一個平常不過的示威行動。曾偉雄當然有自由勸籲示威要和平進行，但此舉顯示出操縱公共空間的技術話語到頭來是在製造愚昧（stultify）和將示威訴求及異議聲音消解。更維持住一種布迪厄式（Bourdieu）的社會不公；在網上，及數則新聞報導裡，示威者本新的行動幾乎被消音，凝視全然落在應付示威的問題上，甚至有說是示威者累死警員。我們開始見到這種象徵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運行，有人將警員殉職的符號效果與該示威者甚至八十後的社會運動的行為連結起聯想，甚至認為要重判該示威者。

此事反映出作為一個容許示威文化的自由社會在這種技術管理下最終只是虛有其表，異見發表成為恆常模式，人們有自由表達，但及至傳媒報導或政府解讀時，一切訴求徒具形式，內容被永恆忽略，只有意外被放大。如果在此事上有心關注的人仕都卡住在官方的層面上爭持死亡的技術問題；諸如是意外如何發生抑或是否應該讓警員安裝配備，我們便深深陷入困境了。因為警治正正就是需要人們就這些以然不證自明的問題作出討論以將重心轉移，來令到一些顯然易見的事實例如，第一，運輸工人絕對有自由登上天橋抗爭，亦不須為警員的死負責。對於運輸工人來說，這依然是一個合理的行動，毋須後悔；第二，警方如決定介入並指令警員躋身到該處境，還需要辯論到底應不應該事先配戴安全設備嗎？當然不用。那如今在未有配備的情況下發生意外能將責任推到示威者身上嗎？當然不能。

齊澤克（Slavoj Žižek）曾經說過，資本主義所仰賴的菁英文化就是當社會出現某種失調時，知識份子出現以介入公共為問題提供解決方法，就如當示威甚至暴動頻頻發生，政府及大眾期望專家解釋意外並安撫源頭。齊澤克將這種公共介入理解為康德（Kant）所謂的「理性的私人運用」（the private use of reason），是具迷惑性且危險的。他認為真正的知識份子要做的恰好相反，要解決的並非社會問題的表象，而是質問被直覺規格了思路的危機意識，察穿問題的構成本身。

我們的社會可以開始在公共的層面上運用理性嗎？如果示威者根本毋須為意外事件負責，那我們的政府菁英可以將目光放回那以經被忘得一乾二淨的體制層壓裏嗎？